強迫失蹤最殘酷的地方，是它不只折磨被捕的人，也折磨他的家人。

死亡固然令人悲痛，但至少家屬知道死亡已經發生；強迫失蹤卻讓家人每天活在「他究竟還活著嗎？」的折磨中。

聯合國特別指出，這種暴力所製造的恐懼不只停留在家屬身上，而會擴散到整個社區與社會。因此，強迫失蹤經常被威權政府當成製造恐怖、壓制異議的方法。

台灣人對這種威權統治暴力不應陌生。

在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年代，許多政治受難者遭逮捕後，家人長期不知道他們被關在哪裡；有人直到收到死亡通知，甚至多年以後，才知道親人早已遭到處決。

因此，紀念國際強迫失蹤日，對台灣而言並不是遙遠的國際人權議題，而是我們自己的歷史記憶。

民主化的意義之一，就是要建立制度，使任何政府都不能再讓人民在沒有公開司法程序、沒有律師、沒有家屬知情的情況下，被威權的軍警秘密帶走。

但台灣走過威權統治，不代表我們從此可以對其他地方的「被消失者」保持沉默。

2017年3月，台灣人權工作者李明哲進入中國後失聯。

中國政府最初沒有立即公開說明他的下落，使他一度處於外界無法確認人身狀況的處境。國際人權組織當時即警告，他無法正常接觸家人及律師，具有遭受不當對待的高度風險。

後來，中國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李明哲五年徒刑。

他的「罪行」是什麼？他關心中國公民社會、民主與人權，也透過網路與中國朋友討論民主理念。

2019年8月，台灣人李孟居進入深圳後失聯。

當時台灣政府三度向中國有關單位查詢，中國方面長時間沒有向台灣政府及家屬通報，也沒有說明他的關押地點及具體案情。直到失聯22天後，中國才公開承認李孟居因所謂「危害國家安全」而遭拘留。

李孟居後來被判刑，刑滿之後仍因附加刑而長時間無法離開中國，直到2023年才終於離境。

更令人不能遺忘的是中國基督徒維權律師高智晟。

高智晟出身清寒，成為律師後長期協助弱勢者及人權受害者，包括宗教與信仰受迫害者。他因此遭到中國當局長期監視、拘禁及打壓。

2006年後，他多次遭到秘密拘押，並曾陳述自己遭受嚴重酷刑。2017年8月13日，高智晟再次失蹤。

聯合國強迫或非自願失蹤問題工作組曾就他的案件向中國政府提出關切；國際特赦組織也指出，由於他過去曾在拘押期間遭受虐待，在無法接觸律師的情況下，面臨極高的酷刑及其他不人道待遇風險。

直到2026年，國際特赦組織仍將高智晟列為失蹤的人權捍衛者，他的妻子耿和仍在等待丈夫回家。

另一個震撼國際社會的案例，是香港銅鑼灣書店股東、瑞典籍出版人桂民海。

2015年，他人在泰國，卻突然失蹤，後來竟出現在中國。隨後他在中國官方電視畫面中「認罪」。

2020年，中國法院再以「為境外非法提供情報罪」判處桂民海10年徒刑。直到2025年，瑞典政府仍公開要求中國釋放桂民海，而中國則堅稱他是中國公民。

除了政府直接製造的強迫失蹤，近年東南亞跨國詐騙園區也出現另一種值得高度警戒的現象：人被誘騙出境、扣留證件、限制自由、刑求，再被迫從事網路詐騙。

這些案件在法律分類上主要屬於人口販運、強迫勞動與強迫犯罪，不能全部直接稱為國際法意義上的「強迫失蹤」；然而，一旦政府官員對犯罪集團提供保護、協助或默許，國家責任問題就不能被忽略。

美國國務院《人口販運報告》曾將柬埔寨列為最低的第三級（Tier 3），指出當地人口販運案件存在廣泛且根深蒂固的官員共謀與貪腐問題。報告更指出，部分高階官員或與權力核心關係密切者，被指與詐騙園區使用的產業有所關聯，而一些園區甚至會在執法行動前獲得消息。

這已經不只是「詐騙」。當一個人被騙到異國，護照遭沒收、身體被拘禁、遭受毆打甚至酷刑，還被迫繼續欺騙下一個受害者時，我們看見的是一條從人口販運、奴役、酷刑到跨國犯罪的完整剝削鏈。